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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上） ［ 作者：陈柏峰    转贴自：社会学研究    点击数：1137    更新时间：2010-4-7    文章录入：admin ］ 摘要:基于2008年9月对湖北省京山县六个村的质性调研，以30年来发生的206起自杀案例为材料，文章对老年人自杀现象展开了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地区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高得惊人，并且还在不断增高。结合转型期中国农村代际关系变动的特征，文章归纳了该地区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类型，具体分析了老年人高自杀率和高自杀比重的原因，并对老年人自杀现象的变化趋势做出了预测。 本 文是孙冶方研究基金项目“农村老人非正常死亡调查”的成果之一。项目实施单位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项目负责人为贺雪峰教授。本文用到了杨 华、赵晓峰、宋丽娜、张世勇、郭俊霞、刘燕舞、袁松、欧阳静等提供的调研材料，并从与他们的讨论中受到启发。龚为纲、周燕曾协助绘图。特此一并致谢。 　　一、问题与进路 2005年在湖北京山县的一个自然村调研，当我们向村民询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时居然得到这样的回答：“我们这里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这让我们很吃惊。进一步追问，这个自然村最近几年去世的老年人，大部分确实是自杀身亡的。为了深入研究这一问题，2008年9月，我们一行30多名师生在京山农村的多个村庄进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质性调查。调研所获得的数据表明，京山农村的自杀率至少比费力鹏等根据卫生部死亡率资料推算的农村人口自杀率（Phillips et .al .，2002：836） 高出数倍，老年人自杀率则更高。而且，自杀在当地似乎已经成为老年人的死亡方式。不少老人告诉我们：“我早就将农药准备好了，只等动不得，就会走这条 路。”很多中年人毫不讳言地讲“老人喝药是必然要走的路”，并不将老年人自杀当作大事件。当地老年人自杀似乎与正常死亡没有什么不同，且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选择了这一结局。这给我们带来极大的道德直觉冲击。 目前国内对自杀比较深入的研究主要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展开的，这种研究基本上局限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领域，没有真正进入自杀者的生活世界。中国的自杀者中只有63%的人有精神疾病，而不像西方那样超过90%（吴飞，2007：2）。因此，不能像西方自杀学研究那样把自杀与精神疾病紧密相联。涂尔干将自杀现象放在社会学的显微镜下进行分析，认为自杀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内在本性，而是取决于支配着个人行为的外在原因（迪尔凯姆，1996）。 在 京山调研中，我们发现老年人的自杀与代际关系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代际关系的变动被很多学者注意到。最早提出代际关系问题的应该是费孝 通，他指出了代际关系中“反馈模式”，以及抚育与赡养之间的平衡问题，认为子女赡养父母，不仅包括经济方面，还包括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等方面（费孝通，1982，1983，1986）。郭于华通过对河北省农村的个案调查，认为反馈型代际关系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代际均衡交换关系已经被打破，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交换资源的内涵有了不同看法（郭于华，2001）。曾毅等人则利用人口普查资料，详细分析了当代中国家庭结构的变迁及其区域差异（曾毅等，1992；曾毅、王正联，2004）。王跃生近年来借助人口普查资料、历史档案和实地调查在农村家庭和代际关系方面作了大量研究，他对农村家庭变动过程的分析不但延续到了建国前，还对南方农村与北方农村家庭结构变动的差异作出了比较（王跃生，2006，2007）。但是迄今为止，仍缺乏对老年人自杀的研究。近年来，有一些研究对农村代际关系变动（贺雪峰，2007，2008）给予了关注；另一些研究则关注了农民自杀问题（吴飞，2007；陈柏峰，2006，2008）；最近杨华在与笔者在内的课题组成员共同调研讨论的基础上，从村庄文化秩序的角度探讨了京山农村的自杀（杨华，2009a ）。这些都构成了本文从代际关系变动的角度分析京山农村的老年人自杀的基础。 本 文所说的代际关系，包括支配层面的关系和交换层面的关系。前者是指父母与子女（包括儿媳和上门女婿）的关系中，何者占主导或支配地位，何者占被动或被支配 地位；后者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交换是否平衡，在何种意义上平衡或不平衡。农民的代际关系并不是独立运作的，而有其村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因此，代 际关系的变动不仅仅体现为支配层面和交换层面的关系变动，往往还伴随着村庄社会基础和农民价值基础的变动。 　　二、农民自杀概况及其变迁 在调研中，我们请村民回忆村中1980年以来的自杀个案，并讲述整个自杀“故事”，不同访谈对象相互印证，剔除重复的个案，最终在6个村共获取了206起自杀个案。具体如表1.①「本文涉及的村庄名、人名均为化名」       　　在计算年均自杀率时，我们将村庄人口视为不变。这是因为，一、因生育与死亡相抵后人口有所增长，京山农村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农民生儿子的愿望并不强烈，政府的计划生育工作较为顺利，生育并没有导致人口快速增长。二、与中西部其他地区农村相比，京山农村经济相对发展较快，农民转移进入城镇的城市化速度也相对较快。不过，不同村庄情况有所不同，靠近城镇的农民进城较多，因此与1980年相比，2008年的人口有所减少。偏远一些村庄的农民进入城镇的相对较少，因此人口略有增加。两个方面因素抵消，使得30年来京山农村人口数量总体来说变化很小。 6个村庄1980-2009年29年间的平均自杀率是10116人/10万，大大高于费力鹏等推算的2711人/10万的农村人口自杀率（Phillips et al .，2002：836）。而且，事实上的自杀率可能比计算出来的还要高，因为我们的质性调研毕竟只是回溯，而不是科学的记载和统计。在调研中，村干部和村民们都告诉我们，肯定还有自杀案例，但他们无法记起。在很多农民的印象里，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妇女自杀特别多，但他们无法回忆起更多案例。还有一些农民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现在10个老人至少有3-4个是自杀而终的，但他们能够记忆的案例却非常有限。 不同村庄之间表现出来的自杀率差异（见图1），部分原因也许在于调查员“挖掘”案例程度不一所致。尽管可能遗漏，但毫无疑问，京山农村的自杀率之高已经让人触目惊心。       　　我们曾在全国十多个省区开展过农民自杀方面的调研，农村自杀率普遍高于费力鹏等推算的数字，但京山农村的自杀率是最高的（陈柏峰，2009）。目前还缺乏对不同地区农民自杀的深入比较，对此还需要另文分析。但笔者推测，这可能与京山甚至江汉平原农村的特点相关。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