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京山农村老人自杀调查

    自杀，无论对谁，都需要莫大的勇气。但在湖北京山县，农村老人自杀已经成为一种现象。
2008年9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近40人的调研队伍进入两镇十村调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地区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高得惊人，并 且还在不断增高。村民回忆村中30年间老人自杀个案，经不同访谈对象相互印证，剔除重复的个案，最终在六个村共获取了206起自杀个案。
根据多年多地的研究，陈柏峰副教授总结：在全国范围的农村而言，总体自杀人数虽在下降，但老人自杀现象逐年增高，且主要集中于湖北江汉平原及湖南洞庭湖平原一带。
“湖北京山，农村老人自杀则更为突显。”

小标）是活着，还是选择死亡？

    今年3月，72岁的徐大爷在家中上吊自杀。村里人不解的是，追其老人自杀根源，并非儿女不孝，也不是吃穿不济。
徐大爷有3儿2女。刚开始，大爷与老伴跟随小儿子养老送终。不料，两位老人发生争执，无法生活在一起。在村干部的协调下，小儿子一次性拿出6000元养老费，徐大爷搬到同村的二儿子家中生活。
好景不长，大爷又与二儿子家产生矛盾。刚过完春节，徐大爷在家偷偷喝下农药，幸亏家人及时发现，送医院抢救无恙。谁料一个月后，徐大爷还是背着家人上吊身亡。
梭罗河村政法主任李斌说，村里很多年没有上吊死亡的事件了。而徐大爷，选择上吊而亡，并非子女不孝，也不是没吃没穿，只是觉得“人老不值钱”。
京山县梭罗河村人口1463人，50岁以上的人群达到四成。在梭罗河村，近年来自杀的老人虽明显减少，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10年间，老人自杀极为普遍。据近30年的不完全统计，该村有34例50岁以上老人自杀，其中2000年以后有14例。
1998年，村里一位70多岁的老人，也在与儿子争嘴后想不开，喝农药身亡；72岁的周大爷也是如此，在他用完自己攒下的多年积蓄后，选择了自杀来结束生命，原本子女对他也很孝顺，时常给钱给物。
不仅是在梭罗河村，周边村，甚至是京山周边的县市，农村老人选择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多位农村老人坦言，人老了，劳动不了，也就没了经济收入，完全依靠儿女，活着也就成为儿女负担，“既然是生不如死，还不如选择早点死亡”。
在京山，当老年人感觉到自己“没用”后，不能再给儿女带来利益，而是给他们带来负担和压力，“拉了儿们的后腿”，他们就会思考自己是不是应该去死了。
“你老了，成了一个废人，不死还能怎么样？”

小标）沙岭湾村的遭遇

    2年前，62岁的一位老人因厌世而喝下农药去世。
这位老人3个儿子均在外地打工，他与老伴种点田，在家带着一位孙子。儿子们对老人也算不错，但他觉得没了希望，天天放牛，加之一个儿媳妇外出打工时有了外遇，家庭的不幸，让老人选择自杀也是解脱和幸福。
“农民还是有思想，我们只能这样理解。”村支书祝吉波说。
另一位选择溺水而亡的73岁孤身老人有同样想法。他在村里跟大儿子居住，小儿子在广东打工。选择离世的那天，小儿子虽不在，他还是专程到小儿子家中去看了最后一眼，回来的路上自己溺水而亡。
2年前的这次调研显示，孙桥镇沙岭湾村收集到30年间24例老人自杀，仅2006～2008年有24个老人去世，其中8人被确定为自杀，占1/3。
68岁的张大爷5年前上吊而亡有特殊的原因。
老人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在城里工作不错，是老人在村里人眼中的骄傲。原本，老人丢了家里的一切，跑到城里找儿子养老。谁料，在城里生活一段时间后，发现 并不是自己想的那般。儿子虽对老人孝顺，却很少在家，儿媳不仅不料理家务，整天在外打麻将，对老人也是不冷不热，导致儿子与儿媳关系紧张。
梦一下子破灭，老人是去是留难以选择，最后选择了上吊。
村支书祝吉波说，村里有1680人，50岁以上的老人占有五分之一，近3年自杀的老人只有2例。不过他坦言，虽没有做过详细统计，若问道有多少老人自杀，“我只能说，10个老人中，有半数都是自杀而亡”。
最有代表性的是该村一位退休的村支书。这位68岁的老人随独子过活，儿孙十分孝顺，上吊自杀前一年多老伴去世，本是一位受村里人敬重的老人。老人离开前，在农忙前夕，还帮儿子在家做完力所能及的事情。
老人的两个孙子在外地打工度日，家中也无积蓄。大伙后来分析，老人之所以选择自杀，主要是感觉自己没有了劳动的能力，帮不了家人，加之恩爱多年的老伴去世，没有了倾诉对象，觉得自己成了负担和累赘。

小标）老人自杀的四种类型

    据媒体报道，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曾在一个公开会议上透露：“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到五倍。在湖北京山地区，甚至出现了自杀屋、自杀洞。相当一部分老人因为患病，不愿拖累子女，选择老屋或荒坡、树林、河沟，安静地自我了结。”
本报记者历经多日的实地调查得知，京山县虽没有自杀屋、自杀洞，但这里农村老人的高自杀率，已是不争的事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柏峰，就是参与这次调研的主导者。他也曾在湖南、安徽、福建等农村调查过类似的课题。
他介绍，他们让村民回忆村中1980年以来的自杀个案，并讲述整个自杀“故事”，不同访谈对象相互印证，剔除重复的个案，最终在六个村共获取了206起自杀个案。
“的确，自杀率惊人。”他说，京山农村的自杀率至少比卫生部死亡率资料推算的27.1人/10万的农村人口自杀率高出数倍，老年人自杀率则更高。而且，自杀在当地似乎已经成为老年人的死亡方式。
陈柏峰将老人自杀分为四个类型——
甘愿型自杀，最典型的情形是，老人得了病，考虑到不给子女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选择早早了结自己的生命，从而为子女节省开；
激愤型自杀，这种自杀的意念往往因某个具体事件被突然激发起来，自杀者在激愤的情绪下实施自杀行为；
绝望型自杀，老人年轻时为子女付出太多，本希望得到子女的回报，无奈换回的是子女的不称心、不孝顺，这是因为期待与实际状况之间的巨大差距造成了心理落差；
孤独型自杀，老年人对生活没有了兴趣，他们感觉不到生活的意义，因此选择自杀。
他说，绝望型自杀占有主导地位。“在128起老年人自杀案例中，有70起属于此种”

小标）自杀前，老人想到了什么？

    问过很多老人，用一句话形容是“生命不息，劳动不止”，“只要有口气，就要为孩子们做……”
祝吉波曾思考过该村老人自杀现象。他说，村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并不多，而自杀的老人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吃喝住行穿”不是自杀根源，二是未曾出现过辱骂殴打事件。
他说，抛弃国家对老有所养体制不完善外，农村及社会对赡养老人意识不足，养老的负担全部压在子女身上，加之农村对小孩教育培养的巨大投入，有能力赡养好老人的能力略显不够，我们常常在高呼关注下一代时，实际上忽视了老一代。
祝吉波认为，老人这种自杀，也是一种“无私的爱”。
在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被称为老小儿，无论是行为能力，还是自理、思维能力，开始下降，甚至会出现不可理喻的地步。
梭罗河村政法主任李斌认为，农村老人虽已过了不愁吃喝的时代，但是生活保障仍不完善。村里老人闲下无事爱打点小牌，不像城里老人有退休工资一般，一切都要靠儿女。“即便理个发，也要找儿子去要钱，有些老人觉得拉不开脸面。这也叫生不如死。”
与京山县别的村相比，人均不足一亩水地的邓李村，经济状况堪忧，年迈老人自杀现象有另外一种思考。
村支书周利华称，村里1159人中，几乎家家有人在外打工。
数年前，在这个村，因为病的折磨，而让很多老人选择自杀。快70岁的李大爷脚痛，甚至没有到医院检查就医，脚病折磨数月后，他选择了喝下农药，死前“是什 么病也不知道”，而他只是怕给孩子增添负担，对他来说“即便查出病因，也是没钱医治的”。同样，2年前上吊死的邓大爷，也是喉痛，一段时间甚至吃饭就咽不 下，他害怕是癌症，给孝顺的儿子增负担，而选择提早离开人世。
周利华说，该村的农村合作医疗是在2008年开始普及的，看病虽有了些保障，有些报销比例达到了60%，但余下的40%仍是贫瘠的邓李村人承受不了的。
此外，自杀老人的年纪集中在60至70岁之间，正是孙辈人上大学或城里打拼买房之时，家里的经济压力可想而知。

小标）老人自杀，是缺少了尊严吗？

    陈柏峰说，他们在江西一个县调查时发现，村里若是有位老人是自杀而亡，至少五代人抬不起头，在这样的地方，村民的谴责是一种阻扰老人自杀的有效方式。以前，村里自杀了老人，如果是女的话，娘家人也要找上门来算账。
孔子曾在《论语》中对孝有过表述，他认为孝不仅只是赡养。
陈柏峰说，如果说养老仅仅是吃穿的话，与养一条狗或是一只猫无疑，实际上养老，子女需要更多情感交流，最主要是让老人有尊严。
“常听老人说活着没有意思，其实就是少了尊严。”
多年多地的研究后，陈柏峰对农村老人自杀有自己的理解。
他说，老人自杀的本质在于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导致道德下降，村庄公共性的解体，也可理解为村庄舆论解体。
他解释说，市场经济的冲击，农村处于转型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邻里关系及人际关系随之发生变化，人情味越来越少，亲兄弟也开始明算账。村里发生老人自杀后，法律管束不了，原本村庄舆论的谴责也随之消失，老人一旦接受不了，就会走上自杀路。
“江汉平原的现在，就是中国广大农村的明天。”
那么，高自杀率的出现，政府是否存在缺位？
“并非如此。”在京山县老龄委办公室工作近20年的吕友清介绍，此次调研调查的孙桥镇，还算是该县老龄工作优秀的地方。
10年前，该镇首创《农村赡养协议书》。在政府的监督下，3000位老人必须与子女签订赡养协议，规定各方应尽义务。其中，对子女的要求是，老人的吃穿住与自己一个水平；对老人，第一条是要求老人“不说事了非”。
“但是，协议里没有要求，老人不能自杀。”吕友清说。
吕友清介绍，县财政对老龄工作极为支持，每年固定近30万的投入。也是湖北省第一个对65岁老人乘坐公交免费的县级政府。“而老人自杀，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感到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十分无奈。”
他认为，老人自杀的频发，是因为农村老人经济地位低下，导致社会地位低下，从而产生悲观情绪走上自杀之路。

小标）化解“养老难”的尝试

    现今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至今已有30年，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家长已步入晚年。目前，我国老年人已达到1.32亿，由此带来的老人问题开始凸现。2004 年卫生部抽样调查称，2003年农村75-80岁的老年人自杀高达101/10万人，80岁以上更高达132/10万人，农村老人自杀率明显偏高。
仅在京山县，60岁以上的老年人8.07万人，占全县人口的12.4%，农村老人6.4万人。
早年，该县就曾对养老问题进行过研讨，有该县政协委员曾提议对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每月约100元的补贴，那般该县财政每年拿出8000多万元，但是，这笔资金对该县有一定的难度。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养老难题？
“钱不是解决老人自杀的主要原因。”陈柏峰说，农村老人本是社会低端失败者，挽回老人的尊严，旧的农村社会体系不可能恢复，那么就应该建设新的农村文化，形成新的村庄公共性。
为此，他们在湖北荆门、洪湖两地进行过尝试。
“我们在几个村里设立老人协会，投入一定的经费，定期组织老人一起聊天交流，组成一个老人文化圈，讨论一些老人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让每人参与其中。”陈柏峰说，后来调查发现，这几个村的老人自杀率明显下降，至少也得到了缓解。
对于农村养老问题，村支书祝吉波有自己的设想。
他称，解决这一难题，可效仿农村合作医疗的模式，国家配套一部分资金，那怕是每月国家财政给60岁的老人支付50元，再要求子女配套相应的50元，同时打入专用账户。那么，老人每月就有了100元可支付，加之村级政府的监督，养老就不再是问题。
不过，吕友清告诉记者，目前国家正在试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让未满60岁的老人交纳部分养老保险，届时国家每月补助55元，地方财政视财力情况也补贴，有望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