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选取怎样的养老保障制度模式呢？中国的养老体制安排需与“未富先老”的国情相一致。
养老问题从来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例如欧洲国家经常发生的罢工，背后所反映的是欧洲高福利社会和养老模式的种种困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大国如何破解养老的瓶颈也有相当深远的意义。
一直以来老龄化被看作是与“人口红利”相对的“人口负债”。人口老龄化确实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许多挑战和冲击，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将导致用于养老的 资源总量的增加，如需增加有关养老的财政支出、提高企业养老金的支付水平和配置更多与养老有关的公共设施等。这些都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经济资源配 置格局的改变。同时劳动力严重短缺也将带来经济总产出下降，储蓄率下降，导致投资减少等等。
然而我国老龄化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社会具有老化速度快、老龄人口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上海、北京这样的大 都市情况老龄化更加突出。一般而言，发达国家是在实现了经济起飞和工业化完成之后，才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时西方国家已开始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 阶段，发展的目标开始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而中国是在低收入水平下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未富先老”已成为严峻的现实。
随着我国社会步入老龄化，也就意味着养老负担日益加重，意味着经济中的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以及国民财富中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会相对减少，本世纪后 50 年，我国的总抚养比将长期高达80%以上。在这种“未富先老”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影响的意义更加深远。因为这不仅仅涉及到中国人口自身的发展演变问题， 还涉及到人口红利出现拐点后，如何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优势引擎，将人口负债变成人口红利，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中国也许可以借鉴发达国家老龄化社会中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来调整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为了适应劳动力老化的趋势，发达国家逐步调整产业结构，放弃低端的依靠年轻劳动力为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向技术密集型发展，而这恰恰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力量的选择历来是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关注的焦点。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并开始推行从出生补贴 到丧葬费的一揽子福利计划，福利国家开始在欧洲风靡起来。在这种国家保障的模式下，政府承担了公民各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养老、救济、失业)的资金来 源与待遇支付职能，但是我们能否完全照搬西方完全福利化的国家保障养老模式？
西方一些国家的养老保障方式，与之相伴的就是政府长期承诺的迅速扩大，这些承诺的最终承担者仍然是国家财政的巨额赤字。政府对社会基本养老的承诺具 有制度刚性，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养老保障覆盖面扩大对财政的潜在压力将逐步显现。特别是金融危机后，长期财政偿付能力使一些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障更 加不堪重负。
那么中国应该选取什么样的养老保障制度模式呢？中国的养老体制安排需要与“未富先老”的国情相一致。在较低收入水平下解决中国养老问题，既要考虑人 口老龄化对现行养老保障体系的挑战，又要考虑量力而行，防止对长期增长带来冲击，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因此，我们需要从可持续性角度对中国养老保障体制改革 进行评估，并结合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经济增长前景，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体制改革方案，做到兼顾“经济增长”和“老有所养”。
从社会发展规律看，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养老保障模式也有很大不同。在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快速 变迁、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萎缩、政府财政支付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推进社会化养老共建保障模式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首选模式。而这种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养老 保障模式就需要养老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化养老机构、社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等一系列制度设计的全面跟进，希望社会化养老保障 体系建设和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必将和医疗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一样成为中国下一步最重要的民生改革，启动中国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已经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