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变迁和公共政策国际研讨会》述评
发布时间：2012-06-16 杨笛
中国家庭经历着剧烈的变迁，这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但是，中国家庭究竟发生着哪些变化？我们如何描述这一变迁、揭示家庭变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分析变迁的动力和影响家庭的相关因素，以及分析国家应制定何种公共政策以支持家庭，越来越引起学界关注，2011年10月29-30日，由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艾伯特基金会和江苏省社科联联合举办的“中国家庭变迁和公共政策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召开，20多位来自社会学、人口学、性别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的中外学者聚集南京，共同探讨中国家庭的变迁和相关公共政策问题。不仅为研究成果的展示，更多问题的讨论和理论观点的碰撞，反映出近年来我国家庭领域本土化研究的丰富与厚实，也反映出研究者日益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对理论的多元与不竭的探求精神。笔者不惮浅薄，撷其精华，写成述评，以与更多读者分享。
一． 聚焦变迁：中国家庭变迁的本土化研究
中国家庭的变迁，剧烈又繁复多元。如与会的学者所说，观察，描述、记录并研究这一变迁过程，既是颇具魅力的学术议题，也成为一代学人的责任。
我们需要回答，中国的家庭和家庭关系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家庭还是不是我们原来意义上的家庭，是不是还存在着维系这个家庭的凝聚力？
1.变迁中的中国城乡家庭
杨善华对中国家庭变迁进行了宏观描述，他指出中国家庭变迁的背景是中国的社会转型，转型对社会而言，意味着资源的重组和再分配及市场竞争机制的建立，这一转型对家庭的影响，首先是家庭的收入格局和夫妻收入结构的改变，导致家庭收入出现性别倾斜和代际倾斜这样的趋势。在夫妻关系方面，将导致丈夫话语权的增加，加大丈夫的优势。在代际关系方面，在代际关系上则表现出年轻一代取得更多的话语权和独立倾向的增大。
彭希哲从人口学角度出发，揭示中国经历的是人口和家庭的双重变迁。中国人口发展处在重大的转折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人口的持续低增长、持续城市化进程、巨量的人口流动、加速的老龄化趋势, 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凸显…… 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城市为主导的社会、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一个独生子女逐渐成为主体的社会，中国家庭功能出现弱化趋势。
家庭功能弱化说受到了其他学者的质疑。吴小英强调：中国家庭变迁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说到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主轴由纵向代际关系更多转向横向夫妇关系、家庭内部个体的独立性和平等意识增强、亲属连带关系逐步削弱等变化，与西方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家庭变迁趋势无二，但必须看到家庭变迁在中国更加复杂，呈现更为多元的模式和路径。在中国，传统和现代并非如家庭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相互对立，而是相互融合甚至相互补充的。核心家庭虽然明显表现出私人性，但并未出现想象中的孤立化现象 。亲属关系也没有向衰落，而是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形成核心家庭网络化。
沈奕斐对城市家庭研究也充分展现了这种变迁模式的多样性。她发现城市家庭经正经历着从“家族主义”转向“个体家庭”的变化。个体家庭不同于过去传统的“家庭主义”，其理想图景和现实实践都深受个体化的影响，强调个体的立场、从自身出发的家庭认同以及构建新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处理模式。而女性作为个体的崛起是家庭变迁的一种最重要的动力之一。这个个体家庭既有流动性和多样性等特点，又具有传统的特点，代际之间的联系紧密。
谭深和金一虹都研究分析了农村家庭因大规模家庭拆分式流动对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产生的巨大影响。金一虹指出，虽然近年来中国农民“家庭化流动”趋势强劲，但家庭化流动趋势并未改变大量受流动影响的农民家庭被拆分于城乡两地的事实，也没有促进流动进城农民的市民化。农民流动进城之所以迟迟不能市民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市场需要的是原子化的、没有“家庭负担”的廉价劳动力，而不是“拖家带口”的从业人员。另一方面，城市化的既得利益集团需要扩张的是空间、不断圈入城市版图的农村土地要素、年轻新鲜的劳动力，但不愿把这些劳动力需要抚养、赡养的非劳动人口的家庭成员包揽进来。归根结底，是资本和体制的双重排斥，使得流动农民家庭长期处于被拆分状态。
而谭深在对留守儿童研究文献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以她特有的洞察力指出，将留守儿童问题化和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于父母外出和父母责任的判断，不仅过于简单也不公平。流动农民家庭被拆分并非只形成于单一的户口制度，而是一整套的制度设计和安排的结果。对于留守在家的农民工子女来讲确实有很多问题，他们和大部分农村家庭一样，处在各种不利的结构之中。农村留守儿童的不利不仅是由于家庭结构不完整所带来的亲情的缺失，家庭的不完整只是加剧了留守儿童的不利，同样呢，由于这些不利问题的交织使得家庭不完整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这些问题不是仅靠家庭策略能够解决的，需要从制度层面加以考虑。
2.家庭中代际关系与性别关系的变化
唐灿用“媳妇上了天，爷爷变孙子”形象地描述农村中代际关系的重要变化和养老的问题化。对这种变化，以往学界认为基于两种解构性力量，一是1949年以来的历次运动和家庭改造政策颠覆了以往以男性长辈为中心的宗族体制和意义系统，使如尊老、敬老、孝老等支撑家庭伦理的基础丧失殆尽；二是因为土地私有制的废除，瓦解了代际之间赖以交换的基础，使得老人在代际交换中没有可交换之物以换取回报。唐灿以她田野调查的结果质疑中国家庭赡养关系根本就是财产、土地和赡养之间的交换之说。她发现在土改前很多农民压根儿就没有土地和其他有价值的财产，但是这些农民家庭中的赡养关系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虽然水平很低。她倾向于把这种没有财产交换的赡养关系看作互惠。在互惠关系中利润动机并不明显，促使个人遵守行为准则的是行为习惯和法律法规。按波兰尼的观点，互惠是前工业化社会中形成家庭和共同体生产和福利秩序的主要原因。唐灿认为，思考农村家庭的赡养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应基于多样化的经验事实。在集体化时期养老并没有作为一个问题存在，在“破四旧”时期也没有摧毁养老、尊老、孝老的传统，而致命性的改变在包产到户之后。她认为是国家使用行政力量和象征系统改变了乡村社会原有的代际交换逻辑，导致乡村社会养老问题的发生偏移。
说到家庭中性别关系的变化，杨善华认为与家庭收入格局的变动趋势有关，家庭收入出现性别倾斜的趋势，使原来已初步确立的男女平权的夫妻关系模式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
而沈奕斐通过自己的研究看到城市家庭中女性权利崛起，但她认为这一崛起是来自于老一代权利的丧失而并非来自跟男性的博弈。
香港中文大学的王丹凝博士认为，传统中国家庭是妇女的牺牲成就了家庭的完整和无偿提供家庭服务，因此今天我们需要研究，在当下新一轮家庭文化如此兴盛的时期，性别的角色的变化以及妇女到底牺牲了多少？
刘伯红为家庭中性别关系变化提供一个宏观背景，她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保持了平稳快速发展，近10多年来，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提高了30个序位，但性别发展指数和妇女权力指数的提高相对缓慢，甚至下降。人口转型带来中国家庭抚养比大幅度下降，人们家庭照顾的负担理应随之下降，但人们对家庭、生活和子女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对幸福的追求明显增强。人们把对家庭生活幸福的美好希望，转化为对妇女家庭角色的更深期待。妇女承担了家庭照顾的主要责任，加剧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角色定型和分工。
3．重新认识定位家庭
在一个社会存在高度流动性与不确定性的今天，家庭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唐灿指出，家庭对中国人具有有别于西方人的特别意义。对中国人而言，家庭是一组亲缘关系，是经济和利益集团。她特别强调家庭对个体的精神价值，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宗教的国家里，家庭几乎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精神支柱。虽然家族解体，虽然家庭在空间上出现离散化，但是家庭成员依然在情感上有亲密互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从工具性的意义上来说，家庭一直在福利、在社会保障上扮演着西方人难以理解的角色。
很多与会研究者都认同这一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城市和农村社会的转型、单位制解体，使得家庭越来越多成为独自面对和承担社会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的一个独立单位，在人口和社会的双重转型同时发生的情况下，家庭成了社会最基本的元素。如会议论文中对下岗工人阶级家庭研究显示的，是家文化支撑他们每个人的生存、对农民工家庭研究同样显示，2亿多人的大流动还有孩子老人的抚养，都是在家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帮助中完成的。
家庭如何能表现出如此顽强、活跃的生命力？杨善华强调，要从中国文化上面层面来看家庭的凝聚力，社会变迁确实给家庭带来了若干离散因素；功利主义文化以及与此相连的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也在削弱家庭的凝聚力，但是传统的“家本位文化”和其主导的价值观在当今仍起到主导作用。因为家庭成员间的相互支持已成为风险社会应对外界变化的一个必要前提，因此，传统的角色模式与行为规范仍在发生影响。同时，杨善华也认为：固然风险增强了家庭的凝聚力，但在家庭成员的相互支持发生问题之时，维系家庭成员的纽带就会变得十分脆弱，从而增加家庭破裂的危险。
很多学者对回到家本位文化提出质疑，一如吴小英所指出的，家庭可以成为个人在风险社会的避风港，但家庭本身也是风险因素的来源之一，比如家庭成员失业、不幸离世、背叛等。家庭本身是非常脆弱的。家文化也在变动之中。也如唐灿所说，农村养老问题是个现代问题，如果把问题解决寄希望于回到传统的赡养模式和家文化系统，一是要质疑那个制度对女性公平吗？其次要质疑用原有的结构能否承受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等这些结构性的冲击？
王丹凝指出，今天在大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下，是极度商品化和功利化政策导致基层的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不得不以自己最大的灵活性适应高度的社会风险，不得不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本位文化最大限度地释放对家庭成员的保护性力量。人们似乎觉得家文化会一直延续下去，但是家庭的形式已经出现多样化了，家本位文化也受到个体本位文化的挑战。
二．家庭变迁研究中的理论问题
1.现代性和个体化理论
相对家庭现代化理论的不足，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已经成为西方家庭理论发展的最新形态。本次研讨会上，现代性、个体化理论成为一些学者用作为分析家庭变迁的理论框架。如王丹凝指出，西方社科界对现代性（modernity) 及个体化(individual)的研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根本。
“后现代”与“晚现代”、“二次现代化”也成了会议使用频率颇高的概念。“二次现代 （second modernity)”又被称为“再现代 （remodernity) ”、“晚现代(Late Modernity)”、 “反思的现代 （reflexive modernity)”， 和 “流动的现代 （liquid modernity)”。鲍曼（Bauman）认为相对于传统的现代性，这一轮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生活充满不确定性和矛盾。社会中每个人的身份同认同都可以随时变动，具有非常强的流动性。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在逐渐消失，风险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个体的人活在自造的世界里。由现代化过程本身制造的风险充斥于社会中。如果说经典现代理论面对的是一个由传统而工业化的时代， 那么反思的现代理论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化的，个体化的时代。
中国的现代化起步晚， 而且是在半殖民地的情况下几近被迫地开始其现代化步伐的。 当西方开始讨论后现代的时候，中国还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努力。但二次现代化所具有的高度不确定性和流动性，又可以恰如其分地描述中国当今社会和家庭。
至于什么是个体化？沈奕斐认为个体化跟个人本位有很大关系。个人从传统里面跳出来，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落到了另外一个框里，另外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不再有制度体系约束。个体化是一个选择和博弈的过程，它具有很大包容性，在不同情况下，选择一定是不同的。
但是也有学者强烈质疑，作为由国家计划实施的现代性，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化？吴小英认为，虽然现代化和市场化催生了人们对家庭私人性的尊重和维护，但在中国特色的家国关系中，家庭无可逃逸地承担了国家-个人的关系链条中一种特殊的中介功能，成为最基层的社会稳定剂。个人由过去的“组织的人”变成现在的“家庭的人”，而家庭本身却无法逃脱组织的链条。随着单位制的逐步消解，国家将个人的保障负担部分转移给了家庭自身，同时也将个体自由的诉求压抑在家族主义的保守文化中。
王丹凝则借用了阎云翔的“部分个体化”概念，用以描述中国社会主义时期个体化过程。中国传统家庭/氏族/宗祠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式通过政治（成分）、户籍、单位所有制、干部/工人身份将中国人口分类管理，开启了制度型个体化的时代。但她以在天津工人阶级社区的田野调查发现，城市中这个阶层的个体化程度并非如阎云翔所示“不文明”的年轻人，大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反而非常遵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分工模式。她认为阎云翔提出的“部分个体化”并非一个假想的“全部个体化”的序曲，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
2. 有关公共/私人领域的二分讨论
有关家庭的私人性与公共性的讨论，涉及到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公私领域的二元对立划分，一向也是女性主义分析批判的重要目标。因此也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理论焦点。
吴小英提出一个现代性视野中的家庭定位问题，家庭到底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根据现代化理论框架中的两分法，家庭被定位为相对于国家、社会、市场等公共领域的私人领域，是维系个人亲密关系的场所。她指出，这种家庭定位基于个体主义，是与现代性的诉求相一致的。它强调个体的独立性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性，但同时保护家庭不受外界侵扰的私人性，家庭被视为是一种容纳亲情和爱情的私人领域。
她分析了中国不同时期国家和家庭的关系，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同构”，家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联袂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特色。它削弱了社会的力量，阻碍了家庭作为独立私人领域的观念生成。因此中国的现代性启蒙是以走出家庭、反抗家长制和实现个性解放为开端的。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虽然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遭到打击，但是并未由此滋生出个体主义的成长空间。集体主义取代家族主义成为社会和家庭治理的一个新模式。社会主义是把家和国对立起来，家是跟私连在一块的，家庭利益在最大限度上要求服从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家庭的私人性和独立性得不到保护，国家对家庭的长驱直入成为一种常态。但国家也并非单一地与家庭争夺对个人的控制权，它同时也保留和利用了家庭在许多方面对个体的约束或保障功能。
在社会转型时期，从市场和现代性的角度来说，崇尚个体，强调个人独立空间和家庭的私人性，这两者是高度一致的。但这个现代性是国家掌控的，家庭/家族一直以各种形式存在于、作用于国家-个人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出于自身需要而对家庭秩序实施强制性干预，以及对家庭-个人关系的功利性操作。家国同构也体现在公共事务之中，国家维稳的最有效措施，就是坚持“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策略，国家与家庭联手，在公与私的交汇中将个体自由与公民社会的星星之火扑灭在摇篮中。因此她认为，转型期中国的家庭定位是模糊的，很难用私人的或者公共的这样的两分法来界定。
宋少鹏通过对中国1949年-1966年关于家务劳动的国家话语变迁的分析得出：不同于西方公私分离类型，中国现实存在的是一个“以生产为中心的公私嵌入型结构”。历史上中国治理机制是家国同构的。公私分离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但集体主义时期的中国也区分公/私，但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公私领域结构。前者，家庭作为私域嵌入在公域之中，是公域的组成部分；后者，公私领域是分离并相互对抗的。公私相嵌的结构，逻辑上，公域在道义上具有更高的德性，因为公共利益的实现，同时也意味着私域利益的实现。当然，也存在作为公域一部分的私域被淹没在公域之中的可能性。这种公私相嵌型社会结构的存在要以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作为物质保证，以确保作为共同体的公共利益的存在，还需要共同体成员具有“公德”和集体主义精神。她指出：无论是公私分离还是相互嵌入，国家都起到重要作用，国家是直接生产/再生产的组织者、责任承担者。这样，她通过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研究，把公私领域之间的结构具体化、本土化了。
三．工作与家庭平衡的问题
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是与现代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关的问题。工作与家庭平衡在近年来因中国社会转型引起格外关注，本次研讨会有多个报告都涉及这一问题。
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的左际平与蒋永萍的合作研究发现，在市场改革中因为政府民生、家庭福利功能的弱化导致工作与家庭矛盾更为凸显，各类已婚妇女都或多或少面临着工作与家庭的冲突。
佟新则指出，这一问题的产生源于我们今天面对的是无处不在的发展主义和效率主义 。无论是外来农民工的家庭还是城市人口的家庭，都面临要求过多的雇主、工作过度的员工和被忽视的家庭这一困境而产生普遍的焦虑。一方面家庭被工具化，另一方面国家却很少有政策去支持家庭本身的建设，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平衡工作和家庭的要求变得格外迫切。
刘伯红则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分析了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下，工作和家庭矛盾产生的深刻原因。她通过对中国三十年公共服务政策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进行了系统梳理后指出：中国企业制度的改革，将企业公共服务的职能转给了社会、市场和家庭；政府有限的公共服务投资，加剧了公共服务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和企业的负担——政府投入了更多资金到社会发展事业中，但没有覆盖家庭照顾事业；投入到社会发展事业中的资金也没有覆盖女职工的生育保护；政府实施的以市场导向为主的多项福利政策改革，使家庭支持性设施和福利大为削减，加重了有家庭责任的劳动者工作和家庭的负担。而这一系列转型的后果，即当家庭照顾的公共服务由每个家庭出资向市场购买的时侯，造成阶层和性别利益的进一步分化——高收入群体可以买得起优质服务，低收入或贫困家庭，势必买不起优质的服务，一个普遍的做法，就是由家庭、特别是由家庭中的女性，包括老一代的女性（或男性）来承担。
宋少鹏通过历史的分析指出：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里，原本可以建立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大生产体系的另类现代性，建立起以人为中心、公私相嵌、统筹生产和生活的生产体制。但在一个急迫地想实现工业化的新兴国家里，在以生产为中心的驱动下，追求经济超速发展的焦虑迫使公域越来越挤压私域，直至私域无存身之处。
在为工作与家庭矛盾冲突原因把脉之后，问题回到如何达到工作与家庭平衡？佟新在她的报告中介绍了5种相关理论。1. 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工作和家庭的冲突是源自资本家对员工的剥削。这一理论解释常常被视为过于简单，但却具有很强的批判性。2.劳动经济学，将员工加班加点的解释为员工为了得到效率工资或渴望被挑选出来进行晋升竞赛。3.女权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理论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利用了父权制，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分离，将女性划归家庭。在一个不停加班、出差或异地工作的父亲背后，有一个照顾着孩子和家庭的母亲，而母亲劳动的价值被日常生活所掩盖、为资本主义生产所忽视。
4.劳动/ 工作社会学，强调经济生活的嵌入性，即在传统社会，工作嵌入在家庭之中；而现代社会家庭更多地嵌入在工作关系之中。家庭围绕着工作而组织和调适。5. 关怀经济学。力求冲破公私领域二元分割的思维惯性，倡导工作组织中性别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工作与环境之间的伙伴关系。
佟新认为，我们需要一次革命性的思想转变，改变工作至上的伦理，并要全方位建立起多元的平等伙伴关系，以求达至人的解放。
刘伯红则强调政府应承担起为有家庭责任的男女工人缓解工作－家庭矛盾的责任，早日加入国际劳工组织156号公约（《有家庭责任的男女工人机会和待遇平等公约》）和183号公约（《生育保护公约》）；政府应将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尽快将保育事业、养老事业和家庭服务事业纳入到政府的公共服务范畴，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家庭照顾服务；其次完善立法消除对有家庭责任的工人的歧视，保障有家庭责任的男女工人追求平等就业机会和平等待遇的基本权利，建立和完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关爱家庭”、“以人为本”的家庭政策。
四．国际比较视野下的家庭政策研究
在会上，德国明斯特大学索尼亚·布卢姆（Sonja Blum）博士，英国剑桥大学皮亚·绍波（Dr. Pia Schober,）博士，分别从比较视角和性别平等的视角介绍了欧洲的家庭政策及其变化趋势。索尼亚•布卢姆介绍的欧洲制定家庭政策的六大目标，即减少贫困，维持收入、 直接补贴抚养子女的经济成本、促进就业与平衡、促进男女平等 、支持儿童早期发展、提高出生率(来源：Thevenon 2011)，当然，欧洲27国家庭政策彼此差异性很大，但一个共同发展趋向是：家庭政策的重要性增加和家庭福利的增加 ；家庭政策聚焦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的协调平衡；幼托服务增多以及从制度上保证父亲的育儿假。三大主要家庭政策工具是钱 、基础设施和时间 。
皮亚·绍波博士介绍，性别平等过去仅是北欧国家的明确政策目标，但这个现象正在改变，更多欧洲国家的家庭政策体现出平等的价值取向。男女平等的目标是减少工作-家庭矛盾，给广大家庭提供选择；减少儿童贫困与单亲父母对福利的依赖性；提高极低的生育率；减少福利国家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她认为目前在欧洲性别和工作/家庭制度的变革是一次不完全的革命。
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研究生院主任戴慧思（Deborah Davis）教授则对中国家庭变迁表现出极大兴趣。她指出，中国与十年前二十年前相比变化非常大，比如过去同居不是大问题，但是今天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她认为关键是国家对变迁的立场是什么？她关注如果国家是和市场站在一起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她通过对中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的研究，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中国婚姻法中的“过错方”和“无过错方”的定义，这在过去几版的解释中都没有出现过。现在国家决定要采用“过错”和“无过错”的词语进行定义，国家说什么是公平、国家进行道德上的评判，表现出现在的法律是要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意向。海外中国学学界以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对中国政府是如何保护家庭、保护妇女都非常感兴趣。此外，戴慧思认为对于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的规定，加强了个人的权利，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从国家而言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非常具有改革性的规定。
与会的中国学者对戴慧思的研究做出了回应。宋少鹏认为，这是一部强调个人化的法律，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沈奕斐认为，新版婚姻法包含隐性的性别歧视。佟新指出，《婚姻法》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婚姻关系，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础。中国原有的社会生活基础是家庭，现在《婚姻法》把中国社会建立在一个个体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理应得到更多关注。
王丹凝从经济人类学一个基本观点出发，指出市场跟家庭是两回事，家庭不是一个公司。但是我们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却发现，政府把家庭做成公司了。按照这个《婚姻法》解释，中国农村的妇女很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她们一旦被家抛弃，失掉了土地和宅基地的话，就变成纯粹的无产阶级了，她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坏的事情。
对于未来家庭政策，与会学者形成一个共识：尽管中国的家庭和家庭本位的文化在一个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可以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为家庭成员提供保障、抵御风险、适应变迁，因此在城市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扶植家庭和大力发展传统家庭文化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但这是远远不够的，传统的文化资源和家庭互助模式也不足以承受现代社会背景下家庭与人口双重转型带来的结构性冲击。西方社会的发展史证明，前工业化时期因为血缘、婚姻关系建立起来相互的义务关系最终是要被国家，被法律被契约所替代。所以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有一整套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而在中国现代化推进之时，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却并没有同步建立起来，特别是农村缺乏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制定一个建立和完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关爱家庭”、“以人为本”的家庭政策，已刻不容缓。
五．方法论的挑战
本次研讨会不仅仅有不同观点的交锋，也有方法论的挑战。王丹凝强调现今西方的社科写法回到了系统的将研究对象置于大的社会结构中的写法。认为这一方法对权力的运作更为敏感、分析更为细致、人与社会同时受到重视。着重分析在不间断的对抗、抗争、创新的过程中，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如何同制度化的体制交锋成为了写作的新方法。
佟新、唐灿、刘伯红等则强调了中国经验研究的重要性，质疑某些现代化理论对中国本土问题的解释力和有效性。
佟新提出，研究家庭变迁研究分析的单位可以是个人、家庭、组织和公共政策的角度。在关注个人时，要注重性别、阶级、城乡和种族身份的差异。比如时间分配的研究，女人的时间和男人时间的差别，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很难区别私人时间和公共时间？当以家庭为研究单位时，比如分析家庭的发展策略，那么家庭真的是一个整体吗？在分析家庭合理、有效地分配时间来实现家庭利益时，应该看到家庭成员的利益是等级化的。当我们将分析单位定位于社会时，要关注的是社会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如何深入地影响个体和家庭的生活策略。那么，话语、意识形态和文化背后的霸权又如何直接作用于政策的选择的？我们需要探讨，如何从社会政策的表象思考和批判文化霸权？
宋少鹏则强调了家庭变迁的政治经济研究路径。她指出，整个学术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局限性。她认为应该回到结构，分析父权制文化是如何嵌入更大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的。因为男（父）权制被编织进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绝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的安排。